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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或譯做翟理斯），劍橋大學教授，漢學家。著有《華英字典》、《中國綱要》、《中國文明》、《中國和漢人》、《中國滿人》、《儒家學派及其反對派》等書并譯介了不少中國古典詩文，如《聊齋志異》及李白的《靜夜思》等。翟蘭思是威妥瑪-翟理思漢語羅馬字拼音系統(tǒng)創(chuàng)制人之一。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漢英字典》）就是英國劍橋大學漢學教授翟理思編，1892年在滬首版。翟理思

研究領域

為中國語言、文化、文學研究及翻譯。

吉德煒（David N. Keightley ）1932年出生于倫敦，后移居美國。他是甲骨文研究在西方的先鋒，在商周兩朝歷史

研究領域

亦是西方漢學界的巨擘。吉德煒老先生對中國古代占卜術中有“習卜”與“三卜”制更具有自己獨特的見解，老先生撰寫的享有盛名的甲骨學專著《商代史料》一書中的見解對研究甲骨學殷商史學科具有特殊的貢獻。

吉德煒 -

人物經歷

24歲的時候，吉德煒在紐約大學獲得歐洲現(xiàn)代史的碩士學位。獲碩士學位后，他先在世界出版公司作了三年編輯，又當了兩年自由撰稿人。在這兩年中，他意識到當今的中國還是一處尚待開拓而且大有可為的新領域，遂萌發(fā)了了解中國社會與文化的興趣。1962年，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學習漢語，并逐漸體會到，那些能闡釋中國與其它國家差異的關鍵因素深深植根于中國遙遠的過去。于是，他的視野轉到了古代中國。1969年，他以《古代中國的公共勞動：商和西周的強制勞動研究》(Public Work in Ancient China: A Study of Forced Labor in the Shang and Western Chon)為論文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獲博士學位，同年，即受聘于加州大學任教。此后他一直致力于有關中國古代歷史文化方面的研究。

吉德煒 -

甲骨文研究先鋒

吉德煒是甲骨文研究在西方的先鋒，在商周兩朝歷史

研究領域

亦是西方漢學界的巨擘。自1969年以來，吉德煒相繼撰寫了《島邦男的〈殷墟卜辭綜類〉(書評)》等10多篇評論，《釋貞——關于商代占卜性質的一個新假設》、《宗教信仰與都市主義的起源》、《商代占卜與商代的形而上學——附論新石器時代的占卜與形而上學》、《商朝歷史時期的年代——中國青銅時代編年史上的一個問題》，《<古本竹書紀年>的真實性》、《安陽新發(fā)現(xiàn)的甲骨》等30多篇論文。他被推選為以美國加州大學為中心的學術組織“古代中國研究會”的主席，并擔任該組織出版的刊物《古代中國》（Early China）的主編。退休前，他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歷史系教授。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吉德煒辛勤著述，碩果累累。他已出版享有盛名的甲骨學專著《商代史料――中國青銅時代的甲骨文》，編輯了《中國文明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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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

吉德煒老先生對占卜術中有“習卜”與“三卜”制，宋鎮(zhèn)豪曾有論文專門論述這兩種制度，認為習卜是指對一件具體事多次因襲占卜，時間上叉開，故同版卜日不同而卜數(shù)、事類相同的卜辭即屬此，其目的是力圖求得上帝的意態(tài)與人王意愿統(tǒng)一。另有一次性的“卜用三骨”，屬異版同辭，“元卜”、“右卜”、“左卜”為此制之表現(xiàn)。文章特別指出，三卜中“元卜”為商王所卜，三卜制作用在于使人們將對自然世界的神靈崇拜轉化為對人王之絕對服從[62]。文章從論占卜制引申到王權與神權的關系，很有新意。

甲骨學界根據(jù)《說文解字》對“貞”字的解釋（“貞，卜問也”），將命辭理解為問句。1972年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吉德煒(David N.Keightley)在《釋貞——商代貞卜本質的新假設》[64]一文中否定命辭是疑問句，認為命辭乃是“一有關未來的陳述命題”，是宣示某種“意圖”或“預見”，釋“貞”為“正”，即正之。1974年華盛頓大學舒＠(13)也主張命辭非問句，釋“貞”為“正”或“定”，義近于檢驗、校正[65]。1982年斯坦福大學的倪德衛(wèi)(Davd S.Nivison)、1983年芝加哥大學的夏含夷(Edward L.Shaughnessy)皆有文章討論此問題[66]，與吉德煒意見相近。由于這個問題涉及對卜辭內涵的正確理解，1987年安陽國際商文化學術討論會上對此問題曾展開過熱烈的討論。裘錫圭為此在會上提交了《關于殷墟卜辭的命辭是否問句的考察》的論文[67]，認為只有帶疑問語氣詞的句子才可以確定是問句，同時指出漢語中常有句末不設疑問語氣詞的問句，而且命辭中可能存在這樣的詞句，但可以確定的不多，同樣可以確定不是問句的命辭也不多。由此可知，裘氏這篇論文雖然否定了美國學者的一些看法，但同時在命辭的性質上也提出了一些與傳統(tǒng)認識不同的見解。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歷史系教授吉德煒(DavidN．Keight1ey)曾就周原甲骨中H11：84片上出現(xiàn)的“王”進行討論；認為在“文武帝乙”廟中祭祀祖先，并“（上冊下口）周方伯”的這個“王”，不是周王，應為商王。他還曾到北京大學歷史系做了有關西周甲骨研究的專題報告。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美籍華裔學者張光直教授，也曾根據(jù)周原甲骨對商周之間的關系問題進行了探討。此外，我國臺灣和香港地區(qū)的一些學者，也參加了這一討論。例如，嚴一萍也曾以《周原甲骨》為題，對這批甲骨的文字、時代和史實進行了詳盡的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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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特的觀點

由于外服地域各區(qū)域單元形成背景的復雜性，外服地域是多元的、不均衡的。美國學者吉德煒（D·N·Keightley）曾引用人類學家的術語稱商代國家為Segmentary State，意思是一種松散型的國家體制。與這個松散特點相關聯(lián)，殷商外服地域的領土景觀面貌也不是連續(xù)彌合的。王玉哲先生曾恰當?shù)刂赋?，商朝領土是“點”“面”結合的，是“插花”狀的。

在商朝的政治體制中，商王對于領土的控制，并不需要劃區(qū)，而主要是對一批具有現(xiàn)實價值和信仰意義的地點與方位的控制和占領，就像圍棋開盤時的樣子。一個個封君的地理范圍，不是由大區(qū)分劃小區(qū)而形成的，而是由中心封邑向四周擴展而形成的。因此，對于商朝外服的一個個分封單元，可以叫地方權力，卻不能叫行政區(qū)劃。盡管商朝政治地域結構是多元的、松散的、不平衡的，但在觀念上，卻已經生成了比現(xiàn)實更加整齊的國家領土意識。卜辭中有“四土”、“四封方”、“四戈”這樣的對于外服地域的表述概念，這些卜辭概念反映了商人以都城（大邑商）為中心而掩有四方的天下獨尊意識。中心與四方位的結合體現(xiàn)了商王統(tǒng)制世界的均衡性與完整性，這無疑是一種理想觀念。理想雖不是現(xiàn)實，但它表達的是一種價值觀，正是這樣一種領土價值觀推動著后來國家向一體化的發(fā)展。中心與四方的組合的觀念模式具有凝聚力量、整合力量，觀念與政治、軍事、經濟一同創(chuàng)造歷史。

商周文字中沒有“奴隸”和“自由民”的詞匯和人口買賣的記錄，因此商代社會不像是奴隸制。把商代的人牲看作是奴隸也難以令人信服，因為沒有證據(jù)說明這些人在殉葬前被作為奴隸勞力使用，殉人更多反映了當時的政治關系和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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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著作

甲骨學殷商史學科是一門以商周卜甲卜骨、甲骨文、商周考古材料為主要研究對象，采用古文字學、考古學、歷史文獻學、歷史學、文化人類學等社會人文學科的理論與方法探討商代及夏、周兩代歷史文化的交叉性學科。甲骨學殷商史學科是在1899年殷墟甲骨文發(fā)現(xiàn)之后產生、形成、發(fā)展、壯大的，經過國內外學者100余年的探索與努力，該學科已成為一門具備嚴格學科規(guī)范的國際性“顯學”。

吉德煒撰寫《商代史料》一書中的見解對甲骨學殷商史學科具有一些獨特的貢獻。

《商朝歷史時期的年代——中國青銅時代編年史上的一個問題》，《<古本竹書紀年>的真實性》、《安陽新發(fā)現(xiàn)的甲骨》等30多篇論文。他被推選為以美國加州大學為中心的學術組織“古代中國研究會”的主席，并擔任該組織出版的刊物《古代中國》（Early China）的主編。退休前，他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歷史系教授。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吉德煒辛勤著述，碩果累累。他已出版享有盛名的甲骨學專著《商代史料――中國青銅時代的甲骨文》，編輯了《中國文明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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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殷墟以外的甲骨文 http://www.ha.xinhuanet.com/fuwu/kaogu/2008-08/04/content_14018989.htm

[2] 殷墟以外的甲骨文研究 http://www.lunwentianxia.com/product.free.1304222.6/

[3] 中國社會科學院網(wǎng)站 http://www.cass.net.cn/file/2004052714430.html